计划生育的话题，最近尤为炽热，它是一个纠缠了生物繁衍、社会经济、公民权利的复杂问题，仅仅是愤怒地喊几句“计生”，除了口舌之快，实在于事无补。
提到计划生育，修过经济学课程的人们就会想到马尔萨斯。正是他的人类指数繁衍观点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提出，地球上的生物普遍具有 “过度繁殖”的能力。理论上，就算繁殖能力很差的动、植物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占满整个地球。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是因为生物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都很有限，争夺资源的“生存斗争”限制了数量的发展。“过度繁殖”和“生存竞争”学说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
那么，当种群个体有智慧、有理性、有能力抗衡自然的时候，还会存在过度繁殖和生存竞争吗？如果说，生物进化符合热力学箭头方向的话，那么，过度繁殖和自然选择将长期地保持在生物行为中，并保持在他们所形成的社会之中。
人类并不简单消耗资源，人还是生产力。人类不断增加的知识、技术能在同样的物质之上产生出更多的生存资源。有人乐观地估计：更高的技术、更细致的分工、更大规模的交换、更多制造的方法将生产出更多的资源。但这样的乐观却缺乏依据。
首先，技术发展是否一定能超过人口数量的发展？技术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干中学”的方式提供了其他要素边际递增的可能。但知识或技术的收益递增并不能无限延续，它将会受到市场和物质资料的有限性的约束，边际递增的加速度会不断减小，最后仍会出现递减，只是递减出现的时间被推迟。
这也就是说，技术对生产物质的边际利用率是下降的。要想让同样的物质生产出更多的资源，则技术的精度、复杂度、使用能级都得更大幅度地提高。例如，在农耕时代，一亩地只能生产出300斤粮食，到了工业时代，产量翻番，但投入的杀虫剂、机械制造、化肥、电力、育种、转基因研究等过程所涉及的技术和能量却远远高过古时。
其次，人口数量并不能决定技术发展速度。例如，Intel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成本需要销量支撑，如果销量少，利润积累慢，研发投入也少，则升级所需要的年代会更长——即技术进步的速度需要人口数量的支持。但并不能由此反推，人口数量的增加一定会推动技术进步。
人类历史上，短期内技术是基本稳定的。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带来的300年技术大发展，是人类史上空前的。但并无技术发展会持续加速，并始终满足人类社会生存需要的哲学、经济学依据。我们无法认为，人类数量达到需星际移民时就会倒逼出爱因斯坦的诞生。
所以，人类虽然可以从技术中得到生存资源，但并无证据表明，技术的发展一定能为人口数量兜底。中国过去30年的技术大发展，是浓缩版本的约300年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发展的水平，覆盖了人口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用中国近30年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远不足以论证计划生育这个概念的长期不合理。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技术仍然可以为人口发展兜底，所以短期内以资源为由采取措施，也是杞人忧天。
其实市场、私有制下的个体理性决定，已经足以形成对生育行为的制约。私有制下，市场中的生活资料、医疗、教育、住房资源等成本压力制约着个体决定，并形成性解放、丁克家庭等观念抑制人的生育愿望，这就是私有制下市场对生育的日常限制形式。
在中国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各种社会政策和就业环境不利于青年兼顾事业和家庭，更普遍观察到的是生育意愿受到抑制。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在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生育高峰以后，目前，上海市人口总和生育率近年来已降到0.7-0.9，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
和私有制在市场范围会失灵，会有经济危机等强烈的调节形式一样，私有制在进行人口调节时，也会出现一些强烈的形式。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的市场进化与生物进化相似。生物在自然中会以超过生态的过度繁殖来达到进化，在现代私有制下的技术社会中，人类繁衍也会些微地超过技术发展的水平。同自然中一样，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淘汰。
资本的逐利会在略微超过保证质量的水平上供给，而整个人群，也会在略微超过生产承受的水平上繁衍。比如，从三里岛、切尔诺贝利、福岛的核电事故所得到的主观概率可知，核电并不像人们计算中的那么安全，但人口压力却逼迫这种技术投入使用。再如“用5%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其实就已然暗含了低质量工业化产出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更何况，有安全问题的食品对世界上某些人而言甚至还是奢求。
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进化，优胜劣汰。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干净的饮水、热带雨林，都在一个边缘范围运行，于是，在经济受到任何意外打击的时候，私有制下亦会出现各种强烈的人口调节形式：小到自愿流产、婴儿死亡率、缺乏照顾造成的意外事故、营养不良率上升，大到饥荒、疫病、战争、争夺水源的种族屠杀。
由此可见，不管是计划性的，还是依赖于私有制中分散个体理性的，总有一种实际起作用的机制在限制人口。计划生育可以看作一种超然个体的，试图和自然保持和谐的群体理性、群体道德。实际上，这种企图和“地球一小时”灭灯、步行环保出自同样的逻辑——当然，是否能达到其本来的目的，则另当别论。
私有制这种危险边缘的方式，出于群体的分散理性，仍高于任何统一计划的理性，虽然并不完美，但却无法超越。由于知识的分散性，经济计划和人口计划在短期上是无效的，它无法确定社会将需要一个何等的人口，以及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结构。任何企图干扰人口、技术的相互作用机制的行为，都会遭到无情的报复，1960年代计划下的中国的人口迅猛增长，福利制度造成的欧洲困境，皆出于此。
所以，广为称道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功绩，也不能脱离同时期中国从公有制向市场转型的大背景。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公有制的存在，造成了1960年代的生育潮，以及人口基数的迅速增加。而计划生育政策期，正是中国生活资料私有制和高税、低福利时期。所以，中国现今的人口问题，始于“相信计划”，解决于“交给市场”，到现在，如果一味“固执于计划”就会加重未来人口结构的“未富先老”和随之的晦暗的经济前景。
计划经济把人视为生产的工具，把“人的生产”视为整个社会“物质的生产”的一环，那么，公有制、计划经济、福利社会配合计划生育，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虽然这个逻辑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完全知识的假设，但逻辑本身是自洽的。
顺着这个思路，就会发现，现时反对计划生育的那些舆论领袖，存在一种逻辑上的悖论。消极自由有时候和积极自由是不能同时拥有的，一个人只能谈其中之一。但反对计划生育者因计划生育侵犯人权、侵犯人的消极自由而反对它，同时却积极鼓吹福利社会中人所具有的积极自由：教育权、新鲜空气权、食物权、便宜安全奶粉权、便宜公立幼儿园权，这表面看来是符合民意的政治正确，但实际却陷入逻辑矛盾。说得直白一些，不能说生小孩是人权，待到小孩出生后就说：国家就得替我管起来，好吃好喝伺候着，不然就是失职，就侵犯了人的权利。他们的这种逻辑悖论不但展示了其智识上的短视，更导致一个困境：如果既要生育权，又大搞福利制度，私有制对生育的日常性调节就会部分失效，这些失效积累起来，最终将以强烈甚至惨烈的形式体现出来。上个世纪60年代福利制度下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口超过经济水平，并导致了长达30年的惨烈的计划生育，以及欧洲福利的崩溃都是现实的例子。
但无论如何，这不否认中国计划生育执行中的黑暗需要强烈的批评。不过，面对这漆黑一片，除了追问政府，尚有人性传统可以追寻。
《韩非子六反》中有：“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康熙曾下令禁止抛弃婴儿。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中有：“溺女必予严惩”。清政府还曾在各地设立了一些女婴堂、保婴会等慈善机构来收养女婴。但是，溺杀女婴的现象仍屡禁不止。广东中山名人郑观应曾述：“按溺女之风近世各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甫离母腹，即入冤盆”，“脐上胞水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门关”。
杀女婴是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现象，封建社会中父权思想，农耕社会对壮劳力的需求，传统文化中对生命的轻视没有经过更先进的思想意识的洗礼，流传下来，和把人视为物质的、工具的意识形态、权威的体制结合在一起，滋生得更加壮大。在权力压制下，女婴男婴不再重要，但为了某个目的杀死婴儿，却是一以贯之。
从技术发展水平足以兜底、人口老龄化迫近和中国实际上的生活资料私有制以及高税、低福利政策这几方面来看，并无存在计划生育的必要。但更深一步地检讨计划生育以及反对计划生育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重要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政府范围。而大多数反对计划生育的舆论领袖们提倡的福利、积极自由，却必然产生大政府。而大政府，既是计划生育能够实施的基础，也必然滋生计划生育利益集团，延缓政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