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步入加快复苏的快车道，全年GDP增长5.2%，增速同比加快2.2%。不过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庞大的经济动车依然没有进入“舒适区”。
挑战当前，需要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于城市经济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优良的营商环境。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发布《宜商之城榜2023》，尝试捕捉中国营商环境变革的新趋势，洞察经济如何在城市有效运行，以回答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中国之问”。
综合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城市能级等因素，研究团队择取了57座城市纳入《宜商之城榜2023》。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搭建了一套量化的评价模型。该模型包括市场活力、科技创新、人力资源、营商成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七大维度，近50项三级指标，关联原始数据超过3万条次。每项三级指标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的统计方式处理，以保证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
研究发现，集中分布于七大城市群的57座城市，正在重新构筑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内的营商环境均在加速一体化，一线城市“宜商值”竞争激烈，其中上海因为综合成本高已被深圳赶超；西安的崛起，及其与成都和重庆的互联互通，让“西三角经济圈”的未来充满想象力；以郑州、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以及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回击“中部塌陷”的刻板印象。
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北上深广”，中国“宜商值”最高的城市似乎总是与北京和上海有关。高房价、高地价、高生活成本无损北上的魅力，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宜商之城榜2023》显示，深圳“宜商值”已经超越上海，最新的排名是“北深上广”。北京仍保持绝对的领先。虽然综合成本最高，但是凭借着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和公共服务等优势，北京仍坐拥榜首。
上海则没能稳住亚军的宝座。这既因为上海的营商环境建设进入了“爬坡期”，也有深圳进步飞快的因素。在生态、科技、成本3项子榜单中，上海已经落后于深圳。
深圳的科技创新实力已经赶超上海。在科技创新领域，北京排名第一，深圳排名第二，上海排名第三。除了在2024年学校ESI学科排名前1%和1‰数量上深圳不如上海之外，2022年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重、2022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细分指标，深圳均领先于上海。其中，深圳2022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是上海的2.84倍。
科技已然成为深圳的基因，且其努力并不止于此。为了平抑工业用地价格，深圳采取了工业上楼等措施。2022年，深圳全面启动“工业上楼”，明确在未来5年中每年通过“工业上楼”模式建设不少于2000万平方米高品质、低租金、定制化产业空间，将“工业上楼”的楼面价格控制在35元/平方米·月以内。
研究团队认为，深圳采取“工业上楼”将轻型制造业嵌入城市，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方案，有助于深圳跳出因成本抬高而“外迁工业”之后，再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双重空间成本陷阱。
而在人口支撑指数上，深圳也在追赶上海，2012年上海年末常住人口比深圳多1202.65万人，2022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了709.71万人。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负担系数上，深圳是22.44%，上海则是35.32%。这也进一步说明，深圳的人口结构相对于上海更年轻。
相较于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多数城市，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相对较轻的社会养老负担，使得深圳的经济转型有着更强的支撑。
“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综合优势此起彼降，但依旧保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而观察这4座城市的营商环境也不能再局限于城市本身。因为这4座一线城市同样是国内三大重点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区域营商环境一体化和区域协调治理发展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
2022年11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年9月，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门通过《京津冀营商环境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机制运行规则》；2023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这一系列措施意味着区域营商环境一体化正在迈向新的台阶。
在《宜商之城榜2023》的研究指标中，研究团队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宜商值”更均衡，上海、苏州、杭州的“宜商值”排名均在前十，宁波、合肥、无锡同样排在中上的位置。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深圳和广州位列第二和第四名，东莞、佛山、珠海分别位列16、21、26名。
但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宜商值”却出现了较大的梯度差异，北京位列榜首，天津排在第20名，唐山和石家庄则分别排在第35和第45名，梯度差异明显。从具体指标来看，造成梯度差异主要原因在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两个领域。北京的市场活力和科技创新得分均遥遥领先于天津。
需要指出的是，“宜商值”存在梯度差异并不是区域营商环境一体化的阻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恰恰是产业链在不同城市之间协同的重要基础。
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将比较优势与国内资源配置相结合，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城市群内不同梯度、不同产业之间可以相互配合和协作，实现协同效益。
在该逻辑下，北京和天津两市是错位发展的关系。北京的高新技术研发优势和天津的工业基础优势两相融合，加快北京科研成果在天津的转化孵化，能够推动京津双城共赢。
京津冀城市群营商环境协同工作的主要成效更多体现在制度和规则上，三地已经推动179项政务服务事项“同事同标”，234项实现“跨省通办”，200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
研究团队认为，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往往分为单中心、双中心及多中心3种模式，不同城市群内存在不同程度的梯度差异。这有利于城市群内部的协同与合作，但是城市群内的营商环境制度和规则应该是一体化的，不应存在太大差异。此外，城市群建设仍需警惕双核和多核的分离，需打破不同地域、城市间的壁垒，以加强省际、市际之间经济联系，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综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营商环境一体化的规划，研究团队发现其中既有相同的要素，也有不同的要素。其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促进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三大城市群都提到了要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二是降度易成本。三大城市群都提到了要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其中最主要的是降制度易成本。
从营商成本这项指标来看，东部城市并不占优势。因为不管是人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东部城市无疑超过中西部城市。
但这并不代表东部沿海城市已失去了综合成本优势。东部城市拥有健全的产业链，可以实现设计、制造“同框”，城市群内部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更高效。
此外，东部城市的“人口红利”正在加速转向“人才红利”。当城市经济增长达到边际时，人口增加对城市效率的提高微乎其微，人口质量将会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
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人才红利”将是新的成本优势。但是仍需警惕的是人才培养与需求错位和制造业对人才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生产性服务的短缺是中国现在生产力的短板之一，与生活性服务在国内有着直观的差异体现。网友热议的“男大学生毕业了送外卖，女大学生毕业了搞直播”，既体现了生活性服务的就业人口呈井喷式爆发，也说明了生产性服务的人才吸引力不足。
研究团队认为，如何将从事生活性服务的人才转化成为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人才，并且探索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体制，将是释放人才红利的关键。
东部城市成本的抬升是客观因素，而降度易成本则是“降成本”的关键。制度易成本，是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税费、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等等都属于制度性成本。
研究团队认为，降度易成本要将目光锁定在财税体制改革以及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上，同时要适度降低土地、电价、气价、道路通行费等综合成本，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不合理的收费行为。
在新一轮的“降成本”浪潮下，哪座城市能够率先降度易成本，将取得营商环境建设的先机。
在东部城市加速升级的同时，研究团队在中西部城市也发现了新的变化。成都、重庆、武汉的宜商值分别排在7、8、9名，西安、长沙、郑州的宜商值则分别排在13、14和19名。
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提出区域格局“菱形结构”的新论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四个“极点”链接形成的菱形结构构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而中国经济结构的第四极是成渝双城都市圈还是“西三角经济圈”曾在学术界引发不小的讨论。
“西三角经济圈”即以重庆、成都、西安为重要支撑点，形成联接西部南北板块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此基础上，重庆、成都、西安、昆明等中国西部多个重要城市还筹划了“菱形经济圈”，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西部城市筹划的“菱形经济圈”向北，可进入欧亚大陆桥，与北亚、中亚、欧洲联通；向南，可打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中国西部的出海大通道；向西，可形成通往中亚、欧洲的运输大动脉；向东，可发展长江黄金水道通江达海的多式联运。
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的发展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大部分中西部城市，无法机械地承接东部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复刻其发展模式。基础设施不再是限制因素时，中西部城市需要在国家的战略支持下趟出一条新路子。
中西部城市如何弯道超车？研究团队认为，中西部城市要有超前发展的思维。早年，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曾指出，中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一座城市弯道超车的典型案例同样发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西安2022年新能源汽车101.52万辆，同比增长277.7%，问鼎“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西部省会城市的人口支撑与公共服务水平已经与东部沿海城市相差无已，但是科技创新能力仍是中西部城市的短板。在《宜商之城榜2023》的科技创新子榜中，北京、深圳的科技创新得分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城市。研究团队认为，中西部城市要有超前发展思维，既要凭借科研实力率先成为科技策源地，也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实现“从1到100”“从100到10000”的突破，塑造独特的科技竞争力。
2023年年末，东北的城市“火”了一把。东北走红后，各地文旅顺势掀起了一场流量争夺战。河南文旅官方账号在4天内发布106条短视频。
在社交媒体火热的当下，每一座城市都处在聚光灯之下，随时有爆火的可能。如果说直播的尽头是带货，那么“网红城市”的尽头是什么？网红城市能够输出的是其旅游资源、工业产品、农业产品，以及最大程度地展现其投资价值。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12月，黑龙江省外人士在哈尔滨购房（新建商品房和存量房）共办理不动产登记2790件，同比增长202.3%。哈尔滨中央大街的二手房源也在变得越来越抢手，不少人签了3至5年的长租房做民宿，其中有曾经在三亚做民宿的东北人。
三亚号称东北人的第二故乡，哈尔滨是不是也能成为南方人的第二故乡？值得一提的是，在楼市低迷的2023年，三亚的新房实现环比“十连涨”。在《宜商之城榜2023》的样本数据中，三亚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44.71，高居榜首，这意味着三亚居民要拿出将近4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能在三亚购置一间平均水平的住宅。
一名黑龙江网友指出，相比于经济发展，最可贵的是东北的变化。政府工作方式、工作态度的变化，推动政治环境、营商环境的改善；百姓心态的变化，推动文明程度、服务理念的提高和经商方式的改善；南方人对东北人认知的变化，增强了南北交流和南方人在东北投资、旅游的意愿。
在《宜商之城榜2023》中，沈阳、哈尔滨、长春分别位列28、46、47名，其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和市场活力得分较低。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东北三省仅有8家企业入围，其中辽宁省3家、吉林省3家、黑龙江省2家。
研究团队认为，东北振兴的关键仍是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哈尔滨在过去数月已展现出政府的亲和力，下一步应将温情和善意的文旅形象化作营商环境改革的起点，传递“亲商助企”的城市形象，以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桎梏。
2024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上海市市长龚正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23年，上海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对标世界银行新评估体系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6.0版208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据统计数据，上海全市日均新设企业1904户、增长28.1%，企业总数289.2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比重达到85%。在《宜商之城榜2023》样本数据中，上海在市场活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指标上，相较于其他一线城市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2020年10月，国务院确立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等6座城市为首批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的城市。2023年年初，上述城市陆续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6.0版政策。
北京、上海以市场主体为导向，提出要大幅提升企业获得感；广州提出要建设企业综合成本最低、产业生态最优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深圳相继发布3份工作方案，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杭州在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上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重庆则提出围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企业办事高效化、企业投资便利化，打造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排头兵。
在生态环境和营商成本指标上，广州一直是一线城市中的“优等生”。从生态环境指标来看，其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高达23.66平方米/人，无愧“花城”之称。在用地成本上，广州的“商服用地成交土地楼面均价”“工业用地成交土地楼面均价”均只有北京、上海的一半。
2023年年末，研究团队对广州营商环境进行调研，发现广州在用地、用能方面的营商环境改革实践取得较大突破，给予市场主体较高获得感，而在线化办理、“一网通报”等流程再造、线上办理等工作已告一段落，便利化程度已让市场主体适配到“无感”。
杭州在营商环境改革上，更侧重数据要素的改革，正在着力解决大电子签章、电子证照的拓展应用和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区迁移，完善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等难题。
研究团队发现，大部分城市对数据要素的改革还停留在促进政府服务便利化上，但是国家规划已经将数据要素赋能经济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2023年12月31日，国家数据局等17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该计划选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十二个行业和领域，推动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这意味着数据要素的营商环境改革需要在不同领域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团队认为，数据要素将成为营商环境改革的关键要素。数据赋能不应局限于提高政务服务的便利化，更需要在数据辅助决策、数据赋能企业经营业务，以及数据流动、交易规范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一座城市应该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团队认为，提高新质生产力仍需警惕“破坏式创新”。新生的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游戏、直播、外卖等由算法操控的数字和线上平台，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有多大，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仍待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022年降低到了-0.18%。新业态、新服务的诞生往往意味着旧业态和旧服务的消亡。据统计数据，当电商用户数每增加1%时，当地的店铺数就会以0.16%的速度在减少，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95.2%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只有0.4%月收入在10万以上，此消彼长带来的不一定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资本和技术向数字和线上平台集中时，我们仍需警惕技术创新对原有生产力与收入分配方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思考，技术创新是否真切地带来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是否已有适配的收入分配方式，而合理的分配方式则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核心要义。
在《宜商之城榜2023》的指标数据中，研究团队发现科技创新指标与营商成本指标出现倒挂的现象。北京、深圳、上海科技创新得分高，相对应的营商成本得分也最低。创新思维与成本思维不存在对立关系，如何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平抑过高的营商成本，真正做到将科技运用于“降本增效”仍是不少城市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认为，中国生产力的短板之一仍是生产性服务不足，而生活性服务比重虚高。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意愿低的当下，决策者需要更加关注“生产性消费”的提高而非一味地强调提高“生活性消费”，两者区别在于消费所创造的价值是否具有延续性。在提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仍需思考科技创新如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警惕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创新式破坏”。
2023年12月12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冬季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人居科学学院院长吴晨指出，城市从土地金融时代要进入城市运营的时代。实际从城市发展当中要关注到全生命周期的专业运营能力，从数量开始关注到质量，运营要前置。
此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路乾曾撰文对城市运营的主体提出了思考。他指出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模式将很多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民营城市”是把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规划权、公共治理权等权力，交给社会资本及专业化的企业，以平台的方式整体打造、运营和治理城市。
研究团队在十堰调研时，曾对当地的城市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发现十堰张湾已经从企业办社会的1.0版本，走向政府办社会的2.0版本，如今正在走向发动全社会群众从各个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3.0版本。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是《宜商之城榜2023》指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民营城市”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成都市双流区蛟龙港提供的思路是，由民营企业包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提供公共服务。双流区政府签订协议赋予民营企业规划权和税收分成，民营企业将政府返还的税收投资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为打工子弟办义务教育学校。
“民营城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存在本质差异。路乾指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是公共财政提供教育、环卫、治安等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挂钩，在某些大城市，外地人不能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入学条件，以及养老、保障房等制度安排，社会治理也下不了城中村。
研究团队认为，当城市进入运营时代时，决策者需要思考城市运营的主体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群众共同运营，以及城市应该如何运营等问题。“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在当下中国已经出现阻力，“发展与治理协同”甚至是运营前置，是当下每座城市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对区域营商环境变革与生产要素变迁的新格局、新趋势研判的基础上，研究团队结合对57座城市营商环境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提出以下行动建议：
第一，警惕创新思维与成本思维的对立。在对《宜商之城榜2023》数据进行分析时，研究团队发现科技创新指标与营商成本指标呈现倒挂的趋势。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但不能机械地认为创新驱动将取代要素驱动，技术优势将替代成本优势，“人才红利”将取代“人口红利”。成本是生产经营的底层逻辑，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成本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应锚定降低成本与提高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关注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服务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以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为主，包括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生产性消费则是对生产资料的消耗行为和过程，其结果是生产出新的产品。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意愿低的当下，决策者需要对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服务提供更多的关注，以提高实体经济生产力与增加经济附加值。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警惕“破坏式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破坏式创新”不一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决策者仍需研判何为“突破性创新”，并事先对“破坏性创新”进行规范和管理。此外，新质生产力也不需要局限在科技创新领域，城市治理效能的提高、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同样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
第四，积极探索多主体运营城市的路径。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群众共同参与的运营模式，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少成功的探索。决策者需要积极探索不同主体运营城市的路径，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关切。
第五，强化数据要素对城市发展的赋能作用。数据要素主要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主体。研究团队发现，各类主体对数据的运用仍存在较大的发掘空间。如何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促进数据之间的共享、流动与保护，提高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需要决策者进一步实践探索。
◎研究团队：戴春晨、石登江、郭倩倩、李润泽子、张秋红、李婧、洪倍佳、古家铭、陈玲孜
